三国义志 《三国演义：桃源桩》主要内容总结与欣赏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三国演义通俗演义》。 清朝康熙年间毛伦、毛宗纲父子改编时，又名《三国演义》。 后来有人无缘无故把标题中的“智”字去掉了。 这部小说俗称《三国演义》。 “风流”二字曾见于东汉人樊胜，他攻击当时的著名学者周党，说“文学不能用风流，武力不能杀君”。 ”。 （《后汉书》卷八十三）这里的“言义”，指的是阐释经典意义。 后来又有宋代甄德修的《言学言义》等书。 “焱”与“焱”同。 推而广之，“言义”也有澄清之意。 宋元时期的艺术家可能把“讲历史”称为“玩历史”（罗也的《醉翁之谈》），“玩”就是“表演”或“敷衍”的意思，就是“布置故事”的意思。 鉴于此，作者当初起草《三国通俗演义》书名时，至少包含了两点考虑。 第一个是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来描述历史书《三国志》或者这段历史的内容。 二是通过这个内容的描述来阐明一定的道理。 换句话说，作者创作的目的是既要演绎历史，又要演绎浪漫。 由于罗贯中一开始是人物，后来二十四史就被小说家一一“叙述”。 然而，在小说史上，历史言情小说虽层出不穷，形式多样，但大多是模仿他人，流于形式，很少有像《三国演义》那样的艺术魅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恐怕就是后来的作者没有理解《三国演义》既是历史又是浪漫的奥秘，尤其是如何将历史和浪漫结合起来。 “鸳鸯的编织全靠你的判断，金针不是教给别人的。” 这就是所谓的。

罗贯中的小说不是以复述或歪曲历史为目的的“历史表演”，而是基于尊重历史、站在时代立场、以“浪漫故事”为出发点的“历史表演”； 而所谓的“言情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罗贯中根据历史事件所表达的对历史的现实认识。 因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是借助真实的历史框架来叙述或表达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与其说他写的是一本“通俗历史教科书”，不如说他写的是一首历史抒情诗。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这或许是《三国演义》成功的关键。

借用“史演”来“演戏”，用“演戏”来贯穿“演史”，这就是《三国演义》的艺术辩证法。 《三国通俗演义》第一卷第一章是“祭天地桃园结拜结拜兄弟”。 后来毛版将其与第二章合并为第一章“宴桃园英雄，杀黄巾英雄初立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成功的章节之一，并且作为一本大书的开端，显示出为全书奠定基础的非凡意义。

汉朝失势，天灾人祸相结合，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 这是群雄逐鹿、建立三国的历史机遇。 此时，镇压黄巾是整个地主阶级面临的任务，于是州县举兵，强大的兵力服役，形成了后来的封建割据政权。 这当然是历史事实。 作者对黄巾起义采取了漫画式的处理方式，只提到刘备、曹操、孙坚三人是镇压黄巾起义的封建英雄，也就是后来三国的建立者。 作者调动笔墨，在正面详细书写，主要写的是所谓中山靖王刘备、关羽、张飞的后裔“以卖妇织席为业”的事迹。 这些无疑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

关羽、张飞跟随刘备镇压黄巾军也是历史事实。 据《三国志·先夫列传》记载，刘备“率部下邹靖，除安熙威外，皆与黄巾之战”。 但整个《三国志》中，并没有刘备镇压黄巾的情节。 《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刘贯、张战涿州、救青州、攻克阳城、击败赵洪、汉中、“南阳数十县尽皆夷”的赫赫战功几乎都在全部虚构或借用。 尤其是刘、关、张三人出现的《桃园订婚》场面，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关羽传》曾提到：“前主为平原丞相，虞、费为别郡都尉，分为统一部落。先主与二人睡在同床共枕，亲如兄弟。” 但《资治通》《鉴》记载黄初二年魏世忠刘晔的话：“关羽、备为君臣有义，恩如父子”。 可见，刘、关、张俊与大臣之间的关系确实特别密切，但不能算是“兄弟”。

罗贯中特别强调的这个“桃园结义”的故事，其实出自宋元时期的历史故事《三国志》。 《三国志评话》很可能是宋元时期“三分论”专家霍思琢的历史讲学记录，所以文字很简短。 但它的名字叫《说三三》，其实主要讲述的是蜀汉兴亡的故事。 三国的魏氏、吴氏以及汉末的其他人物和事件，只有一起出现，才能与蜀汉有什么关系。 。 整个故事基本都是虚构的情节，而《书史传》的历史只是虚构情节的原因和时限。 于是，桃园结盟、张飞杀太守袁乔、刘备太行落草、东成斩十常侍，取首级上太行山等重要热闹情节。招安刘备等一系列故事，大多是根据历史传记虚构的。 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虽将历史传记与历史叙述结合起来，却又不得不两者取其一，其独特的匠心随处可见。 不过，将虚构的桃园结义列为开头才更有意义，因为即使在《三国志》中，桃园结义也不是三国故事的开始。

罗的安排或许可以看作是表达和强调他“尊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但本质上却为《三国演义》的道德和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三国演义》不仅写了在桃园结义的过程，还专门列出了他们的誓言。 刘、关、张三人的誓词实际上强调了结义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共同努力营救有需要的人，并报警”。 国泰民安。”桃园宗派联盟的社会背景是“黄巾行乱”，他们结盟的直接目的就是镇压黄巾，用张飞的话来说，就是“为建功立业”。为国”，用刘备的话说，就是“打败贼心安”。 刘、关、张三人结盟既然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那么他们的誓言内容就应该是政治性的。 但细究其意义，尤其是刘、关、张后来履行结义兄弟誓言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这种结义行为及其内容本质上是道德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从来都是相对而言，唯有道德才更显永恒。 有人认为，此誓中的“报国”是指“忠”，“下到安立书”是“义”，所以桃园结盟的道德内涵就是“忠”。 这话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中间，作者似乎强调的是一个“义”字，一个涵盖了“忠”的“义”。 所以誓言的最后一句是“忘恩负义，天人相残”！ 后来，刘备三巡草堂，劝诸葛亮出来时，也说道：“汉室已亡，奸臣窃其性命，他已准备超乎自己的能力范围，欲延长时间。”天下之义……”这里的“义”还包含“忠”的意思。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拥汉”是一种传统的“忠”，但对于割据英雄来说，这只是一个口号。 其实他们心里并不认同。 “世界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属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几乎所有各政治势力的代表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一含义。 在《三国演义》中，“忠”是相对的。 倒戈和选择主人很少被视为不忠。 而“义”则是绝对的。 关羽放弃原则，让曹操前往华容道。 被誉为“曹操的正义诠释”。 刘备不顾大局，出兵伐吴，削弱了蜀汉的实力。 还被评价为“为了三人之义扳倒孙权，怎能如此”？ 因此，“义”是《三国演义》中最高的道德规范。 虽然它的内涵其实相当复杂，包括兄弟之义、朋友之义、君臣之义等，但概括地说，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 《三国演义》中说，君的“义”在于爱民，臣的“义”在于忠君，朋友的“义”在于许诺。千金而知有恩必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共享，见利忘义是最让人鄙视的。 刘、关、张的义之所以令人敬佩，是因为他们的“义”是这一切“义”的集中体现。 借用关云长在封金印前对张辽说的话：“我与玄德……朋友是兄弟，兄弟是君臣。”

所谓“忠”，是中华民族古老的道德范畴。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扶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是一系列历史影响对各类三国题材作品创作者的影响，比如随着南宋对江左的局部和平、元朝的异族入侵、元末的社会动乱，在写作过程中思考的结果，对《三国演义》中“义”的重新诠释，即与以往不同，体现了参与这一创作的“老百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道德的重新思考。 这种道德观念不仅基于传统的伦理思想，而且反映了一些新的社会心理。 异姓兄弟结婚的所谓“义”的文化规定性无疑在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父权社会结构，但“义”的内容和实践的揭示也是“人心的反映”。普通人” 。 因此，《三国演义》所强调的道德内容，无形中就成了社会各阶层意识的融合与妥协。 毛伦、毛宗纲父子修改小说后，正统观念得到强化，小说不仅为群众所接受，也得到统治者的允许甚至赞赏。 这就是《三国演义》在封建时代如此流行三国义志，以至于创造出影响中国文化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原因。

“忠”，特别是“义”，是《三国演义》的思想本质和灵魂。 在《三国演义》中，“义”不仅是臧氏人物的标准，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也基本受制于这一理念的阐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义”的思想贯穿其中，《三国演义》可能会成为历史的八股复述，也可能只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拼盘，正如后人所言。曰：“若无行义，则无此书。” 因此，罗贯中在篇首列出桃源结义的情节作为提纲，而恽则偏向情节，也懂得小说创作的三昧。

然而，《三国演义》对道德意识的强调，也导致小说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 其中最重要的是用道德观念来支撑人物的性格。 许多人物因此成为道德的象征。 如果我们看现代小说，当你看的时候，你不免会感到“平淡”。 三国演义强调父权群体和义务，而忽视个人道德观念。 它对民族文化有着长远的影响，对历史的负面意义也不容低估。 当然，我们无权批评罗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