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史记（三国志史实）
众所周知，《三国志》是三国战乱结束后，晋武帝司马炎下令陈寿所著，属于官方钦定，很多人把它与《史记》、《汉书》相媲美。
但是明代的《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却远比《三国志》来的高，表现形式也是更多样化，除了固有书籍之外还有说书，影视，戏曲等等，而且另有一种说法，《三国演义》虽然是文学小说，但它的可参考程度不并亚于《三国志》。
那么具体情况如何，我尝试通过对两个问题的解答来说明，《三国志》的史学价值到底如何。
问题一：在古代，编写史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司马炎手下人才济济，为什么独选陈寿来著《三国志》？
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1.陈寿是原蜀国旧臣，比用司马炎自己亲信编史显得更公正，更有说服力。说白了就是一个人自夸并没有用，别人说你好，才是真正的好；
2.蜀国无史官，所以没有官方史料，但陈寿手里有他本人搜集多年的蜀国史料，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可以形成三国资料互补。
3.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兵败被诸葛亮挥泪斩首后，陈寿父亲也遭牵连，被免职并受髡刑（剃发），这种刑罚在当时是非常屈辱的，所以陈寿对蜀汉的爱国情怀或多或少会受此影响。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4.陈寿的老师是谯周，著名的《仇国论》作者，谯周是益州本土大儒，一直反对北伐，在诸葛亮去世后，著《仇国论》，其主张蜀国应该休养生息，要么不北伐，要么一战定乾坤，但是在邓艾偷渡阴平后，面对三千衣衫褴褛的邓艾军，谯周力权刘禅不战而降，刘禅从之。陈寿在《三国志谯周传》里称赞说刘禅全族能没事全靠谯周的这个主意“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很显然这是站在他老师的立场说话的。但很多人对此却持不同观点，东晋文学家孙绰评价怎么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何耻之深乎！），东晋史学家孙盛评价谯周为“懦夫”。对谯周来说，其他人怎么说并不重要，只要司马家感激谯周就行，因为他在最大程度上为司马家保留了一个完整的蜀国，事实也是如此，司马炎后来封谯周为阳城亭侯，虽然谯周因病最终未能抵达洛阳，但爱屋及乌，陈寿既然是谯周的学生，所以司马炎对陈寿还是很有好感的。
谯周画像
5.陈寿是在蜀汉灭亡后几年，主动去洛阳求官的，这比司马炎直接找陈寿好太多了，对司马炎来说，是你求我，并不是我求你。
基于以上五点，陈寿是无疑是司马炎心中最好的著书人选。
陈寿雕像
问题二：《三国志》一书的内容有什么特点？
1.以曹魏为正统。
虽然曹魏窃大汉，司马窃曹魏是事实，但在名义上曹丕是接受汉献帝禅让的，司马炎也是接受曹奂禅让的，所以此过程，司马炎认为，只有三国的正统是曹魏，那么自己的晋朝才是名正言顺的正统。
在陈寿《三国志》中的表现形式为《魏书》排在最前面，以“本纪”来记述魏国的帝王，魏国帝王几乎没有瑕疵；而吴，蜀的帝王则是用“传”这种形式，很明显陈寿落实了司马炎的意图。
2.内容太过精简。
《三国志》全书仅二十多万字，可是其中供陈寿参考的《魏略》就有八百余万字，所以在《三国志》成书后的一百多年后，南朝宋文帝觉得陈寿的《三国志》叙事资料不足，命裴松之作注，添加各家史料，其中《魏略》也是被裴松之引用最多的，注成书之后，由于多家史料的证实，使加注后的三国志客观性就大大加强了，不再是陈寿的一家之言，宋文帝称此注为“此为不朽矣。”我们现在所能买到的《三国志》其实都是裴松之作注之后的，即使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书，对原文和注也都会有明显的区分。
3.刻意回避司马炎祖辈的不光彩事迹。
司马懿是司马炎的爷爷，属于汉末、曹魏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三国志》中的称呼是“宣王”，这来源于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的谥号“高祖宣皇帝”，但这位宣王出场的次数只有寥寥数笔，所以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痛斥陈寿《三国志》对司马懿父子不敌诸葛亮，屡战屡败，以及篡位弑主等行径的刻意回避，大大赞扬了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忠实记录。
这里略微介绍一下《汉晋春秋》，这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的一部史书，是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史。
司马懿画像
4.三国志书中尽显作者的矛盾和谨慎
陈寿在著诸葛亮传的末尾，总结了诸葛亮的一生，称为“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在这篇文章中说到诸葛亮长于治军和治国，短于用兵的谋略，遇到的敌人，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加上敌众我寡还进攻，所以连年用兵也没有什么进展（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仔细看这段话是矛盾的，既然陈寿说诸葛亮短于用兵的谋略，却又为何说诸葛亮碰到的是人杰，又如何能做到以自己兵少的劣势去进攻人杰？试想哪个无谋之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诸葛亮后期出祁山对敌的主要对手就是司马懿，陈寿说的人杰其实正是司马懿，司马懿久败于诸葛亮，只能坚守不出，最后终于坚持到了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死，陈寿对此事不好明说，更不能说司马懿不行，但又不能不说，只能模糊其词，偷梁换柱，相信司马炎对人杰这个词一定很满意，可见陈寿在这个点上也是动足了脑筋。
文章结尾陈寿又拍马屁道：“陛下您是个心胸宽广的圣人，对敌国那些个进谏的话，都可以胡乱说说而没什么避讳，所以这就是陛下您圣明的地方。我记录上面的文章，我陈寿真的是好害怕，叩头叩头，死罪死罪。”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在皇帝面前臣子卑微点本也不是什么错，但陈寿你是史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呢？即使做不到春秋时期崔杼三杀史官中，太史公兄弟誓死也要坚守职责的品质和信仰，但也不能卑微到这种程度吧！
诸葛亮画像
综上对两个问题的解答，客观的讲，《三国志》能够成书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百姓生存艰难，各国交战导致道路不通，信息阻塞，再加上各国本身对搜集史料不是很重视，所以各种原因导致史料匮乏，在这种条件下，陈寿能够注意搜集蜀国的资料，很显然他是个有心人，但是陈寿后来投身晋官，他写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为西晋王朝服务的，这一点有它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
反观《三国演义》，罗贯中可借鉴的除了《三国志》之外，还有诸如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南朝宋时期范晔的《后汉书》，同时期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朝的《晋书》，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元代的《三分事略》等等，这对《三国演义》的成书是有先天优势的，虽然它的体裁是小说，但是罗贯中也并没有天马行空的脱离基本史料，比如人物的真实性和生卒年岁的保留，原有文章的保留（如《出师表》）等等，在保留这些大框架之下加入新的艺术色彩，所以高儒《百川书志》评价《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是非常客观的。
所以总结来说，《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这两本书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对读者来说都可供参考，但若读史独信《三国志》，那就颇为偏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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