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为何对《三国志》情有独钟?怎么回答（三国志战略版乐进郭嘉夏侯渊）
文/李贤哲
朱德青少年时博览群书，尤其爱看历史书籍。他对三国史怀有浓厚的兴趣，精读了《三国志》，并在书中作了许多批语。从这些批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德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观察思考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可以了解他的志向、情操和道德观，可以知晓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思想基础。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作者是西晋初的陈寿。
朱德很欣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信念。《魏书?陈恩王植传》说“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他读到这一段时，对霍去病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先公后私的胸怀非常赞赏，赞之曰:“军人格言”，表示要学习这种精神，“倾心为国志无违”，要为国家民族的富强贡献力量。
◆1923年，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的朱德。
朱德很注意探讨三国时期战争胜败的原因，对《三国志》中记载的政治军事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在于“义” 和“名”，也就是是否符合民众心愿，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义，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管有时正义一方的力量弱于非正义一方，但正义一方最终将得到胜利。因此他特别在《三国志》上批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因只要是正义的事业，最终能够成功;那些非正义的，不管当时如何气势汹汹，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在对战争胜败的具体分析中，朱德指出许多战争失败是由于内部不团结，作战不协同造成的。他在读到东汉献帝初平年间，各路军阀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尚未交战孙坚就与袁术发生内讧，结果首战即告失败一节时，一针见血地评论说:“联军不战，必将内图，内衅一开，立见消亡。”在读到袁术与袁绍兄弟俩都不能合作，互不相让，发生战争，结果是袁术失败、袁绍削弱时，朱德批道：“亲相离何能成事。”他在分析曹操同袁绍的官渡之战的胜负时，批评袁绍集团内部：“坐失机会，不协力，自亡也。”“不协战，兵多无用，故败。”朱德指出，袁绍之所以败于人力物力都远不如他的曹操，原因之一就是军队内部的不协同、不合作，互相牵制。朱德还指出，当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曹魏的力量最强大，孙吴和蜀汉理应通力合作，共同对付曹魏，并且吴蜀存在合作的基础和条件；然而吴蜀却两虎相争，相互削弱。孙吴和蜀汉最后被灭，就是吴蜀纷争、互相削弱的结果。他评论道:“权、备当时人杰也，两相斗意气也，知其不可斗而斗之，逞一时之小忿也。小不忍则乱大谋，曹之灭蜀吴，是吴蜀之自亡也。”朱德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见解非常中肯。
朱德对那些重私利、轻大义者极为鄙视。《魏书?袁绍传》说：“建安五年，太祖(曹操)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以其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朱德读此，禁不住尖锐地批判袁绍：“以家为重，何能保国!”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多个军阀集团。其中以曹操和袁绍势力最为强大，两人都企图一统天下。姑且不论袁绍进攻曹操是否就是“保国”，但袁绍以这种所谓理由而不顾大局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包括朱德在内的历代人们的鄙视。
朱德深知以身作则的重要性。《魏书?三少帝纪》记述尚书何晏向魏帝进言：“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何晏的意思是要当帝王的以身作则，为臣属带个好头，否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朱德对此深表赞同，他批道：“人人皆宜，不必人君。”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做到以身作则。
朱德志存高远，胸怀宽广。他鄙视那种心胸狭窄，争个人名利的人。他读到《魏书?武帝纪》中汉献帝封袁绍为太尉，官品在曹操之下，袁绍不接受这一段时，批道：“不屑居人下，又无特长，何能成事?”认为像袁绍这样的人被曹操消灭是必然结果。同样，朱德对蜀汉将领杨仪也很鄙视。诸葛亮北上伐魏六出祁山，病死五丈原，生前将指挥权交给杨仪。杨仪与魏延素有矛盾。杨仪掌权后利用职权杀了魏延并诛其三族。朱德对此感慨地批评：“军人不能与人有私仇。”认为一个身居高位掌握很大权力的人，尤其是握有兵权的军队将领，应有心胸度量，能容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绝对不能公报私仇。
◆《三国志》。
朱德在评读《三国志》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更是如此。例如，他十分重视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他认为古往今来，没有哪一项事业的兴衰不和人才的优劣以及是否正确使用人才联系在一起。他在读到《三国志》中有关这类问题时，从这个角度对历史人物作了不少精辟评论。诸葛亮，历来被作为智慧和做人的典范，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对他十分崇敬，尤其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后人视为楷模。朱德对他也很崇敬，并赞赏其功绩和才华，但对其用人政策表示遗憾。朱德读《蜀书?马良传》后，对诸葛亮不听劝告，破格重用言过其实的马谡，结果造成一出祁山战役失败很不以为然，批评孔明“溺爱不明，慎者不免”，并尖锐地指出:“武侯之帅才有限。”他在读完了《蜀书》中的《刘封传》、《廖立传》、《彭羕传》、《李严传》后，认为这几个人都是很有才干之人，是蜀汉政权的功臣，如果使用得当，定会有很多贡献的。朱德对诸葛亮未能恰当地使用他们深感痛惜。他在这几个传记上批了“所以败也，不容将何能克敌?亮、备之不成事也在此”；“亮忌才”等语。朱德以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角度，从蜀汉事业的大局出发，认为诸葛亮应该重用这些人才。诸葛亮没有这样做，因此诸葛亮的人才政策不太成功，而诸葛亮的才干和度量则自然有限。朱德的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在东汉末年，袁绍集团兵多将广，人才济济，占据着很大的地盘，是当时势力最强的军阀。但朱德认为袁绍集团徒有虚名，不过是个纸老虎，因为其“谋士贪财，主将无谋，败必矣。”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大破袁绍集团，朱德认为是必然结局。他分析说，袁绍“无能之将兵，恃器械而为雄，终不可恃。”他对袁绍心胸狭窄、猜忌下属、不听正确意见特别厌恶。在《魏书?袁绍传》上精辟地写道:“人才如此之多，而卒至于灭亡者，有才而不能用也。”对于曹操，朱德没有受传统的“奸雄”之类负面观点影响，很欣赏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他能使用有才之人，认为曹操“唯才是举”政策，是曹魏之所以“成事”，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朱德很不满意曹操用人只重才干不重品德的作法。他写道:曹操“尚才不尚德，功成而民无生气矣。”“尚才不尚德，乱平而人心丧尽。”“功则有之，德则未也。”这些评论就是现在看来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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